《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提出审查要求"的五大机关。

迄今只是针对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一部分地方性法规等进行审查。五大机关本身都有一定的立法权限，相互之间也不可能相互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审查备案室从未给出明确答复或积极回应，也没有公开结果，实践运转不理想。何况，备案审查已经有一定制度积累。第一，这几年，法规审查备案室审查了由"两高"做出的司法解释。如果说1982年的任务是制定一部符合改革节奏的宪法，今天的重心则是如何实施宪法，以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宪法不仅是一劳永逸的政权合法性认定书，还可以是规范宪法。

审查出问题后，基本靠与制定主体沟通，斡旋解决，如果很严重，可能会把相关负责人请到审查备案室沟通。应该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宪法司法化"没有制度空间，因为宪法并未赋予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美国宪法是普通法宪法，其中关键的决定通常是通过类推思考形成的。

[20]潘爱国：《论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4期，第18页。在宪法解释方法两大传统的趋同中，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重视是其集中体现。[25] 简而言之，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重视是两大传统趋同的集中体现，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学解释方法应当成为宪法解释的首要方法：社会对宪法解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认同是衡量宪法解释方法优劣的首要标准。来源：《北方法学》2014年4期 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 文义解释方法 原旨主义 。

解释宪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宪政的价值与理念合理地运用于具体时空的过程。有助于推动中国宪政的程序理性建设。

[18]很明显，在这三种途径中，后两种都是对原有的体系途径进行修正，强调了宪法规范文义之外的因素在解释宪法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在这些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宪法得以解释的空间。[26]参见顾爱平：《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辩证——兼论社会学解释方法应当作为宪法解释的首选方法》，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第149页。[37]而宪法解释中的方法论则是其中的精髓所在，因为所有的宪法解释都必然运用或此或彼的解释方法。

当然，对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来说，其基本命题还是较为清晰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含义命题：宪法的原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内含于宪法文本的条款含义之中保持稳定。[4]［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而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特定主体的解释。无论是德国传统还是美国传统，进行宪法解释的大法官都对宪法与社会的关系有着精深的了解，其超人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使其能够应时而变，根据变化的社会情势对宪法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

严格意图主义是把解释的任务仅仅限于对立宪者的意图以及宪法通过时的人民的意图。其中的原因在于，德国传统中的宪法解释被区分为探求宪法客观本意或主观本意的两大类方法，此即所谓的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

这一点不仅是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相通之处，更是宪法解释方法发挥作用的基础。从以上德国传统和美国传统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二者在出发点上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其趋同的发展方向：面对着日益复杂和多样的社会情势，仍然固守宪法文本的表明含义难以使得宪法在相关案件中真正得到解释和适用，而只有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突破文本含义，才能够使得固定的宪法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变与不变中维持平衡，这也是造成两种传统趋同的根本原因。

由于宪法的开放性与宽泛性，使得它在与那些由细密的法规范所构成的其他法律领域相比时，会更频繁地出现解释的问题，因此对于宪法而言，解释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例如，按照布莱斯特的界定，严格的原意主义包括严格文本主义和严格意图主义，严格文本主义或字面主义对字词和短语作非常窄的与明确的解释。在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中，我们看到了其中各有千秋的特点，也看到了其趋同的表现。客观解释的重点在于确定宪法文本的文义内容，主观解释的重点在于探求立法者的立法本意，而德国学界达成的共识则是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完美无缺的客观文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国传统在宪法案件中并不回避对政治问题也适用多种解释方法，而美国传统则在名义上可以回绝对政治问题的判断。

[35]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43页。而在美国传统中，对自然法的重视是独特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结束、世界权利时代的到来，为自然法解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作为维护美国法治稳定的一种方法，原旨主义成为美国很多大法官和学者所推崇的方法，从美国建国之始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据着宪法解释的主流正统地位。[24]沃伦大法官还在注释中引用了多个心理学著作及其研究的成果来佐证其结论。

[30]以秉承宪法原旨的名义来推行非原旨主义的主张，以尊重宪法文义的旗号来对宪法文义进行扩张，都是大法官们超越宪法解释方法传统的表现，当然也是通过解释发展宪法，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31]由此可见，所有宪法解释的运行都以宪法文本为基本前提，通过对宪法文本与社会关系的不断阐释，使得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纵观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其中固然有涉及整体权力架构的重大案件[例如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但是，要持续通过宪法解释来丰富和完善宪法内涵，更多地却是依靠众多的普通案件。[36]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第59页。[12]很多其他的美国宪法学者对于原旨主义也有着各自的界定，这样就使得原旨主义本身的含义并不清晰。[34]谢立斌：《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以中德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为例》，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正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法治的实现途径，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才彰显出其存在的必要。三、回归文本与个案发轫：来自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的中国启示 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主要传统对世界其他各国的宪法适用都有借鉴和启示，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例外。

[28]虽然我们需要重视宪法文本，但是，面对高度抽象的文本和日益复杂的宪法案件，宪法解释必然采取更加灵活变通的方法，加强吸收宪法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12]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60 B. U. L. REV. [1980]. p. 205. [13]侯学宾：《含义、原初性与宪法忠诚——原旨主义的三种基本共识性命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6期，第72—73页。

另外，服从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立法者的权威。首先，宪法文本是进行所有解释方法运行的起点和依据，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学者对原旨主义的解读和界定不尽相同，甚至差异不小。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这些区别使得在两种传统下的宪法解释方法呈现出迥异的样态，而二者的核心区别集中表现在其各自的主导解释方法之中：德国传统重视文义解释方法，而美国传统则推崇原旨主义解释方法。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转型时期的特点就在于社会关系急剧变革，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预期利益与既得利益之间冲突明显，这些都需要在综合考量社会整体效果的基础上才能够对如何解释宪法有着深刻的理解。

[2]［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页。在德国，任何人在自己的公民权利受到来自行政、司法等公权力的不法侵害时，都可以到宪法法院寻求最终的法律救济。

着重问题的途径注重解释宪法的程序、宪法解释者的地位和解释方式，解释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必须是超前性的，而且要有一个共同标准。此外，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日益趋同还具有解释主体上的原因。

从宪法解释的实践来看，任何重要的宪法案件中都必然有着大法官们对宪法的理解和阐释，而那些大法官们也因为这些特定的宪法案件以及其中的意见而被记载在宪政的历史之中。特别是近几年屡见不鲜的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例如身高歧视案、性别歧视案、票价歧视案、乙肝歧视案、高考地域歧视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共性是将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权作为主要诉求的依据，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